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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中国城
探访费城华埠的无家可归者
     2014-01-06 作者:袁伯乐 来源:海华都市网 打印 分享
摘要:费城的中国城,是千万人的避风港。从华人商家刚刚开始在此站稳脚跟开始,便有无家可归者开始在此扎堆,大部分为非洲裔。有的来去匆匆,有的竟也和这里的华人们相处了数十年。



在2013年一个冬天的早晨,刺骨的冻雨在袭扰着中国城的行人们,路面抹上一层冰水与污油的混合物。这样的天气对露宿街头的史蒂芬·丹尼尔斯(Steven Daniels)来说一定很难熬。

然而,他却好端端地坐在一家面包房里,摆弄着一台捡来的录像机。

“我生在一月的寒风里,也算是个壮实的人,”他说。

费城的中国城,是千千万万移民的避风港,也为像丹尼尔斯这样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了遮雨的屋檐。这里位于城市的心脏地带,不仅交通便利,还有繁华的街道,对他们来说算是个求生之地。从华人商家刚刚开始在华埠站稳脚跟开始,便有流浪汉开始在此扎堆,而大部分为非洲裔。有的来去匆匆,有的竟也和这里的华人们相处了数十年。我们的故事从他们开始。

1.

丹尼尔斯是非洲裔,来自华盛顿特区。他今年58岁,在无家可归者里算是个寿星了。臃肿的冬天外套里是一件几乎从来没换过的卫衣和一条围裙。没人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城出没的,甚至他自己也只是模糊地记得大约有30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丹尼尔斯在这里时间久到几乎每一个路过中国城的华人都知道他。

“我们一般不接待这样的人,怕吓走别的客人,”一位照顾过丹尼尔斯的面包店店主说。“但是他算个别例外,买东西基本给钱,也不惹事情。”

据丹尼尔斯自己说,他原先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波音飞机厂的工人、新泽西的焊工、医院的勤务员…… 他说自己是个好工人,但是老板曾经因为他“太具有创造力”而解雇了他。辗转数地后,他终于把所有东西打包,开始了流浪生涯。如今他谋生的手段一是靠好心人赞助,二是捡捡垃圾、修一些被人丢弃的电子器具。

“史蒂芬像是个聪明人。我看到他从垃圾里捡些手机充电器什么的,用他的围裙兜着,在街上卖钱,”华埠发展会保洁员Susan Chung这样说。

最容易碰见丹尼尔斯的地方是中华文化中心门口的台阶上,他常常在这里打盹或是“冥想”——静坐着看着路人。这里又曾被称为华埠青年会(Chinatown YMCA),是已故的社会活动家张天德(T. T. Chang)先生建立的社区文化组织,九十年代起因张先生的逝去而逐渐没落。丹尼尔斯的全部家当——一架堆得满满的手推车——便总是停在文化中心的石阶之上,而他本人和一卷破烂的棉被则随时在这座石阶和万安街广场的长椅之间随遇而安。

2.
国人管他们叫流浪汉。在美国,他们被称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people)。很多人把他们当作异类,也确有不少政治家把无家可归者当作社会的肿瘤,并以强行排除他们当作政绩。然而,随着人人平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治国者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逐渐开始改变。在现代美国社会,处理无家可归问题有两种方针。一种源于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麻省军嫂约瑟芬·肖·洛威尔(Josephine Shaw Lowell)。她认为无家可归者不应白吃白喝白住,政府应该强令他们靠劳动换取食物和住房。刚刚卸任的纽约市长彭博便是这种方针的拥护者。他的纽约有着大量收容中心和廉价住房,但也有苛刻的入住标准,无家可归者必须符合条件才能长期入住。

另一种方针则被称为“住房为先(Housing First)”,先为无家可归者无条件提供免费或十分廉价的住房和医疗服务,然后慢慢教他们以谋生手段。这一方法听上去好像天上掉馅饼,但其支持者认为:没有一屋以避身,无家可归者谈何过上正常生活?目前,传统的收容所(shelter)体制下,免费住房都是临时的,无家可归者住进收容所往往都是一时熬不住坏天气,或者实在找不到谋生手段,住过一段时间都会要么被赶出来,要么自己逃出来。因为这个原因,收容所的医疗等资源往往都是一次性投入,产生了极大的浪费。“住房为先”原则的支持者称,如果先提供给人们长期住房,让有病的人把病治好,有瘾的人把瘾戒掉,长远来看,其实是更节省资源的。

另一名曾在中国城长期露宿街头的男子雷吉(Reggy)就是“住房为先”原则的受惠者。雷吉24岁时因为毒品流落街头,在25年的流浪生涯里,他终日生活在酒精作用下,被警察拘捕也是平常事。牢房、医院和收容所这些“住处”都不能久呆,更别提治好雷吉的酒瘾了。

“我厌倦了露宿街头的生活。每个月都要进局子,局子里的警察都认识我了,”雷吉说。

去年12月,一家名为Pathway to Housing的组织为雷吉申请到了一张710美元的支票,还有一个月租只有180美元的小公寓。雷吉需要做的,只是尽量配合医护人员的照顾,同时尽量工作,争取挣够钱长期住下去。

“12月1日我要付房租了,”雷吉说。“二十五年了,这是我第一次付房租。”


(雷吉在中国城断断续续流浪了25年,去年底他终于决心结束流浪生活。现在住进了慈善组织提供的廉价月租房,同时靠双手工作挣钱。 摄影 袁伯乐)
 
3.
那么丹尼尔斯呢?他能找到安身之所吗?

费城的无家可归者救助系统错综复杂:美国联邦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统筹分配资金,市政府下,有援助住房办公室(Office of Supportive Housing)负责研究并提供廉价住房解决方案,也有住房与社区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来制定长期计划,市长还有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个“十年计划”来逐步改善费城的无家可归问题。在这些政府部门之间游走的,则是民营的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他们负责组织救助队,与无家可归者建立联系。

费城有五家较大的无家可归者援助组织,他们将城市划出了五个片区,每个组织的救助队分管一个片区。非营利机构Project H.O.M.E便是这五个组织其中之一,分管包括中国城在内的费城市中心区。

据Project H.O.M.E介绍,尽管无家可归者在街头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救助队却不能强迫他们进入收容所。他们只能尽量与这些浪客们建立关系,说服他们自己主动进入收容所。
诚然,对露宿街头之人来说,无论冬夏,生活都是残酷的。冬天寒风刺骨,街头没得呆,只能挤收容所。夏天酷热难当,收容所条件苛刻,只能露宿街头。

根据Project H.O.M.E的数据显示,去年夏天,根据各救助组织清点,共有大约800人露宿街头,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数目。

去年感恩节一过,接连几天的低温让城市发动了被称为“蓝色律令(Code Blue)”的特别行动。在蓝色律令下,收容所、法院等一些公用场所会向无家可归者敞开大门,而救助队和警察会组织人手上街寻找在街头露宿的人们,以必要手段带他们进入到室内避难。

这段时间里,笔者试图确认丹尼尔斯的安危。但是连续几天,他的家当还在,人却不见了踪影。

“他怕是进去了,”雷吉说道。像他这样在街上混了有些年头的人们会管住进收容所叫“进去了(get in)”,说出来的口气像是在形容某个人犯了事而被关进大牢。事后证据表明,丹尼尔斯很可能只是躲在中国城的某个更暖和的角落里了,并没有进入任何收容所。



(桑提亚哥在办公室。他全天基本都在室外巡逻,只会在午休和快下班前的几个小时在办公室里,做点书面记录,或者和自己下棋。摄影 袁伯乐)

山姆·桑提亚哥(Sam Santiago)是Project H.O.M.E救助队的一名老队员。这位蓄着小胡子的汉子曾经是一名费城警官,在一次因公负伤后退役,在这之后当过一段时间的私家侦探,但是没干几年觉得还是想找机会为公众服务,于是便成了一名救助队员,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我们的收容系统就像一扇商场里的旋转门,”桑提亚哥说。“无家可归者蜂拥而入,有的一步迈进了去了,有的跟着门原地打转,转着转着又出来了。唯一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一次性给所有人提供住处,”他一半正经,一半打趣地说。这样的方式几乎不可能,但他还是愿意去想一想一个人人有家回的世界。

每个救助队员都有一套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当他们发现露宿街头之人后,便要开始做记录,将发现时间、地点、对方基本描述信息准确地记录在电脑系统里,并对再次遭遇此人的情况再次汇报。如此这般,城市便有了一个相对完全的无家可归者数据库,便于救助人员追踪他们的行迹。每一个救助队员除了在自己片区巡逻之外,还会特别关注一部分常年露宿街头的人,与他们熟络。在桑提亚哥的特别关注名单上,有55个名字。基本上市中心的每一个无家可归者都认识他。

桑提亚哥的记录显示,丹尼尔斯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从2003年至今,救助人员已经断断续续与丹尼尔斯接触116次,桑提亚哥本人从2009年起便开始时不时地打听丹尼尔斯的情况。每次相遇丹尼尔斯都是礼貌与救助者交谈,但他似乎从不想结束自己的街头生活。

“除非他情愿,不然我们的努力管用才怪”他说。“把一个人送进收容所以后还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留下来。这些人过惯了街头流浪的日子。如果你动手把他们丢进收容所,他们没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想出来。他们必须要心里情愿才行。”

丹尼尔斯在未来能否结束流浪生活,没人知道。桑提亚哥不愿去想最坏的可能。

“这份工作最难的部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是当他们拒绝你的帮助后,你眼睁睁地看他们留在街头。”

“带他们离开街头是我的愿望,只可惜不是他们的,”他说。(完)



(在一次例行巡逻中,山姆·桑提亚哥在华埠以北的铁路桥下发现了一处流浪者居住地。这里四面被铁丝网牢牢围住,桑提亚哥想不通这些无家可归者是如何进入的。高高的铁丝网将世界隔绝开来,救助队也没办法进去帮助他们。摄影 袁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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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华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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