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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状告美商欠款的中国银行家潘长耀
     2014-01-07 作者:John Xu 来源:海华都市网 打印 分享
摘要:古都费城探宝, 追述美中历史(四) 谈生意,就是要讲道理。看中国银行家潘长耀如何状告欠款美商。

谈到中美早期贸易,有一位当年叱咤十三行的风云人物不可不提。他就是丽泉商行老板潘长耀(P’an Chang-yao) 。 他是第一位状告美商的中国商人,亦是第一位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寻求帮助的中国银行家。此事曾在专门研究美、中、英经贸关系的麦克尔·李卡兹出版的《总统任期与中央王国》一书中有详细介绍。该书还全面介绍了美国立国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如何开启对外贸易的历史, 直到柯林顿总统时期; 并包括美国首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的情况。
 
潘长耀 (P’an Chang-yao)(1759 至1823),英文名字是 Consequa,福建人氏,18世纪末也在广州从事对外贸易,并于1796年取得洋行执照,开设丽泉洋行 (Li-Chuan Hong) 。潘长耀能讲法语和英语,但他的法语比英语流利,是从法国海员那儿学的。他的家中摆设了许多法国人赠送的法式家具和摆玩。 他早年主要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商船做生意,他的经营涉及面广包括信贷,丝绸,瓷器,茶叶,洋货,甚至还有烟土贸易等,很快聚财暴富,家产千万。潘长耀于 19世纪初期极短时间内,在西关地区营造了自家的庭园,园址大抵在今龙津西路以西、逢源大街以北一带,紧靠原有的荔湾涌,占地约在一公顷上下。当年,外国人称之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整个庭园范围由较高的围墙围护,庭园本身范围内,再划分为若干部分,以较矮的围墙或镂空花墙分隔开,围墙或花墙之内是庭院,之外是较为开放的水庭和园景。 水面上有景石、珍禽, 有雕饰的游艇;花园中有假山,临水的凉亭,塑荷叶为盖,至为罕见。在整个庭园建筑中,两层楼房占有较大比例,楼上有敞厅、游廊或露台,往来相通,建筑装修雅致精美。
 
丽泉行开业于嘉庆元年(1796年),随着潘长耀于1823年(道光三年)去世,丽泉行翌年破产倒闭,由清政府拍卖其遗产,为广州十三行最富有的行商伍秉鉴的大儿子伍元芝投得。丽泉行虽存在时间只有28年,但十三行富商潘长耀私家花园的昔日辉煌却成了中国农垦银行1926年发行的一元纸币的主图(下图), 成为藏家的珍贵藏品。19世纪英国著名建筑师和风景画艺术家托马斯·阿洛姆(Thomas Allom,1804-1872)曾画过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风景画,其中就有一组绘画,详细描述了潘长耀私家花园的外景和内景。其拍卖价格数十万英镑,就连复制品亦是数千英镑。因为托马斯-阿洛姆曾设计过英国伦敦的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国下议院。


 
下面来回顾一下十三行兴起的历史背景。 平定台湾和三藩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设立四省海关,随即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第一次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同时也就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严格区分开来,使洋货行商有了法定地位,此外,还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历史翻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
 
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简单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十三行商人中成立公行,类似于西方的行会。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保商连坐制度来自于封建保甲制度,与如今的煤矿安全岗位责任制相似。就是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出了什么麻烦责任由保商来负。而这种制度也成为官府和朝廷勒索敲诈行商的借口。道光年间,一位外国商人私自去内地禁区做生意,他的保商就被罚了12万两银子。另外,如果行商中的哪一位欠债欠税或者破产,其资金漏洞就要由全体行商共同弥补。从保商制度中还衍生出一种行佣制度,就是当地官员从行商的贸易额里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其实就是小金库。因为清代官员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俸禄。具体到广东,两广总督年俸是两万五千两银子,但他的实际收入要再乘以12。其中最多的就是从对外贸易中搜刮来的。十三行的外贸同时也是皇帝小金库的财源。粤海关税收全部由清朝皇帝直接支配,每年皇帝都下达一定额度要求上缴,亲自批阅,分毫不漏,一旦渎职歉收,轻则革职留用,重则发配充军。除了上缴税收,十三行还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玩具”,时称“采办官物”,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毛织品以及宠物等。比如乾隆每年可得洋货千余件。就连内务府造办处的经费,都是由行商每年5.5万两的贡银提供。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朝廷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就捐输了30万两。十三行就这样成了朝廷的印钞机。即便这样,这帮粤商的始祖们照样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史学界目前有一个共识:鸦片战争并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欠”,背后的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乾隆末年开始,广州外贸流动资金匮乏。行商中多数人是商人地主,所以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庞大地产,而且还开设了数家银号,进行高利贷剥削。这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此外还有清廷的盘剥。1773到1832年这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资金更为紧张。
 
当然,还有那个彻底敲开中国大门的东西——鸦片。它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西之间白银流动的方向,资金周转问题终于成为了行商们的坟墓。1716年,广州的贸易季结束,大班们要起程回国了。为了避免海上风险带来的损失,他们把一笔剩余银圆留下来对行商放债生利。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由于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40%,而外商的利率水平仅在12%~20%之间,于是借贷如慢性毒药般,使行商陷入恶性经营。
 

(责任编辑:海华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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